网上彩票如何购买_韩东屏:如何达成价值共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59 次 更新时间:2019-11-26 17:57:53

进入专题: 价值争端   价值共识   方法   民主抉择   公开化理性讨论   社会终极价值  

韩东屏 (进入专栏)  

  

   摘要:如何达成价值共识?检阅人类已有的六种说理性方法,即金规则法、普遍法则立法法、价值判断可普遍化法、视域融合法、交往对话法和重叠共识法,可知它们不是完全无效,就是效力有限。网上彩票如何购买这就需要创构新的方法。新方法的理路是,价值判断具有主观倾向,出现价值争端在所难免。若是私人事务的价值争端,没有必要判定是非,达成共识,公共事务则相反,因其事关众人利益,只能用政治化的方式化解。可先用公开化理性讨论与民主抉择相结合的方法确立有关社会终极价值的共识,此后也就基本上可以逻辑地推出关于各种具体公共事务的价值共识。

   关键词:价值争端、价值共识、方法、民主抉择、公开化理性讨论、社会终极价值

  

   如果人们对同一事物给出的价值判断是相同的,那么他们之间形成的就是价值共识;如果人们对同一事物给出的价值判断是不同的,那么他们之间形成的就是价值争端。如何让持不同价值见解的人们达成价值共识?这既是一道正在困惑学界的理论难题,也是社会公共事务领域亟需解决的现实难题。网上彩票如何购买因为任何一种未建立在价值共识基础上的公共选择或社会规则,都不会普遍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拥护与遵从,从而也就难以达到有效的实施。尤其在民主社会,若人们不能达成基本的价值共识,甚至连公共选择的做出和社会规则的制定都无从进行。

   对所有带普遍性的实践难题的彻底解决,都有赖理论提供方法。在人类不同人群、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往交流日益增多且不断扩大的全球化背景下,从理论上化解价值共识难题,为社会达成价值共识提供一种有效的方法,应该说已是当下学界的一项紧迫且义不容辞的任务。

   事实上,如何达成价值共识的问题并非始于今日,而是自古就有涉及,只不过以往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还没有像今天这般明确、这般迫切、这般令人瞩目罢了。既然前人已有所研究,我们就应先来清理一下已有的各种相关理论是否管用,并设法将其中最管用的那一种找出来运用即可。网上彩票如何购买相反,只有在已有的相关理论都不管用的情况下,才需要重新为之思索创构。

  

一、检阅已有方法

  

   检索一下人类思想资源库,去除掉神秘主义、愚民政策、强行灌输等非说理性方法不论,可以发现,能用于达成价值共识的有代表性的说理性方法大致有这样六种,即金规则法,康德的普遍法则立法法,黑尔的价值判断可普遍化法,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法,哈贝马斯的交往对话法和罗尔斯的重叠共识法。网上彩票如何购买以下让我们来逐一检阅这些方法的有效性。

   1.金规则法

   金规则法是先构建一个基本原则,再由此出发推出在各种事务中该如何行为的具体准则。网上彩票如何购买正因该基本规则有由一生多的功效,所以被称之为“金规则”。金规则存在于各大文化中,通常都有否定性表述和肯定性表述这两种形式,只不过其具体表述在不同文化中有所不同。网上彩票如何购买中国文化的金规则即孔子的忠恕之道,被表述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基督教文化的金规则被表述为:“你不愿他人怎样待你,你也不要那样待人”和“对待他人如像你愿他人待你一样”。网上彩票如何购买[3]明眼可见,中西金规则虽用语不同,但后者简直就像对前者即忠恕之道的通俗解释。

   金规则法本是用于指导个人为人处世的,似与达成价值共识无关,但倘若人人都认用此法,那从中推出的处事观念或行为选择就会是具有价值共识性的。比如我不愿被人欺骗,也就不应该说谎骗人;我希望在遇险时有人施救,也就应该在他人遇险时施救。一旦人人都像我这样推论,那“不说谎、不骗人”和“遇险施救”也就变成了人们的价值共识。金规则如此简单易行,也是它的一个称“金”之处。但就形成价值共识而言,它却不能适用于所有的事务。因为对金规则的运用需以人的“同欲”为必要条件。由于人的“不欲”和“所欲”并不总是相同的,于是在人不同欲的时候,金规则就显得无能为力,适如喜欢劝酒和不喜欢劝酒的人就无法用金规则就“是否该劝酒”的问题达成一个共同规则,而愿意竞争和不愿意竞争的人也无法用金规则就“是该实行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的问题达成共识。金规则法的这种局限性已然表明,达成价值共识之难,主要难在人的不同欲之时。

   2.康德的普遍法则立法法

   康德其实没有直接谈论如何达成价值共识的话题,但其伦理学关于如何制定 “普遍法则”,即不附加任何假设条件,能在任何时候都普遍适用于每个人的道德规范或“绝对命令”的立法法,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达成价值共识的方法。这是因为,所有指向人行为的规则都是某种人为的价值规定,它们规定了哪些做法可为,哪些做法不可为,而道德又是所有规则中最基本的价值规定,充当着法律、政策、纪律等其他规则的价值基础。正因如此,著名法学家乔治·耶利内克才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伦理规范。”[4]这就表明,如果一种方法能成功地用于制定普遍适用的道德规范,让人们达成道德共识,做出一致的行为选择,也就势必能成功地用于制定其他种类的普遍适用的规则,让人们也在这些方面达成相应的价值共识,并形成一致的价值选择。

   康德的伦理学反对从经验出发说明道德,也对以个人欲望为基点的金规则不以为然,因而他的普遍法则立法法是一种不考虑主观情感、欲望、功利得失、价值大小的纯形式化的方法。这个方法主要由三个命题构成,其一是“遵照你立意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去行为”; 其二是“你的行为要把你自己或任何别人的人格总是当作目的、而不只当作手段来对待”;其三是“你的行为要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总能同时成为普遍的立法原理”。[5]这组命题的意思是:人是行为的目的而不只是行为的手段。在此前提之下,一个人做任何事都要这样做,使你行为准备遵循的准则,同时也是一个所有人都这么做也行得通的普遍法则。只有这种能被所有人行得通的准则才是普遍法则。而这套推论方式就是普遍法则的立法原理。

   为了证明这个方法的有效,康德用它对自杀、假承诺、贪图享乐和是否帮助受苦人等具体事例进行演绎,得出“自杀”、“做假承诺”、“贪图享乐”和“不帮助受苦人”的准则不能成为普遍法则,反之,“不自杀”、“不做假承诺”、“不贪图享乐”和“帮助受苦人”的准则才是普遍法则的结论。从康德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不能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与能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有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前者会在普遍化的过程中产生自相矛盾而后者不会,因而是否会产生自相矛盾也便成了一个准则能否通过普遍化检验的标准。如用假承诺解除个人困境作为普遍法则就会产生自相矛盾,因为如果人人都这样做,最终就再也没有人会相信任何承诺,于是也就再没有人能用假承诺摆脱自己的困境。相反,任何时候都不做假承诺作为普遍法则则不会导致自相矛盾。在普遍化过程中产生的自相矛盾,既有形式上的逻辑性自相矛盾,也有意愿上的实质性自相矛盾:“有一些行为,除非陷于矛盾,人们就不能把它的准则当作普遍规律,更不能够愿意它应该这样。在另外一些行为中,虽然找不到这种内在的不可能性,但是仍然不能够愿意把它的准则提高为普遍规律,因为这种意愿是自相矛盾的。”[6]。

   这里不准备讨论康德的纯形式化普遍法则立法法的全部是非,只想指出一点,就用于达成价值共识而言,这个方法同样存在很大的自身局限,不能适用于所有事务。因为它只能在如下条件下确立普遍法则:对某事只能提出非此即彼的两种准则,而其中的一种可以被证明存在自相矛盾,那么余下的另一种就是普遍法则。但如果对某事可提出的是三种或三种以上的准则,且至少其中的两种无自相矛盾呢?或者即便在非此即彼的两种准则中,如果没有哪一种是自相矛盾的呢?这时康德的普遍立法法就立刻不再管用了。显然,这两种情形都不是罕见的而是常见的。例如,对“个人究竟该怎样发挥才能?怎样与人相处?”“社会究竟该怎样发展?究竟该选择何种体制?”等等问题的回答,就面临极其多样的准则选项或方式选项,而这些不同选项往往又不存在什么自相矛盾。这时,我们能把它们都说成是关于这些事务的普遍法则并同时加以运用吗?又如,在允许克隆人和不允许克隆人、在规定右侧通行还是左侧通行等非此即彼的准则选择中,也没有哪一个选项会在普遍化的过程中产生自相矛盾,难以为继。这时,我们又如何知道其中的哪一个准则选项称得上普遍法则?总之,我们可以同意有自相矛盾特征的准则必然不能成为普遍法则,但不能反过来说,无自相矛盾特征的准则必然是普遍法则。因此,康德的普遍立法法只能普遍确证哪些准则不能成为普遍法则,而不能普遍确证哪些准则能成为普遍法则。

   此外还要顺便说一下,康德的这个所谓的纯形式化的立法方法其实并不纯。不难发现,在康德那里,某些准则之所以内含自相矛盾而不能成为普遍法则,最终仍然是缘于康德极力拒斥的欲望、意愿和利益之类。如不帮助受苦人的准则为何不能成为普遍法则?按康德的说法,就是想把它作为普遍法则的人自己也会遇到危难,也会需要他人的同情与帮助。而贪图享乐、不发挥个人才能的准则能为何不能作为普遍法则?康德干脆说就是因为它与理性的意愿不相符。[7] 这就说明,想完全不谈人的主观意愿欲望就构建形式化的立法法是不可能的。

   3.黑尔的价值判断可普遍化法

   黑尔的价值判断可普遍化法是受康德的普遍立法法和史蒂文森的道德语言理论的启发而来。其运思逻辑是:价值语言如“好”和“应当”之类,不仅具有纯描述语言所没有的规定性,而且也具有如“红”之类描述语言所有的描述性。因为我们可以为它们设立标准,就像

   “‘好的’标准和‘红色’的意义一样,通常是某种公开的和为人们所共同接受的东西。”[8]比如“好汽车”这句话总是按照一定的标准说的。由于“好的”就是“应当的”,“好”与“应当”可以互相转换,这就表明“应当”这个价值词同样具有描述性。正因所有的价值词都有描述性,都有标准,因而价值判断是可普遍化的,只要我们为价值判断设立的标准具有普遍性,那么按这种标准做出的价值判断也就具有普遍性。设立普遍标准或做普遍有效的价值判断时,人们必须公正地对待自己和他人的偏好,当事人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实际倾向或欲求,还要考虑自己在严格相似的境遇中扮演他人角色时,所具有的倾向或欲求。[9]这样他做出的价值判断才是可普遍化的。比如,汽车主人如果认为自行车主人应把车位让给他,那他作自行车主人时也要让车位于汽车主人。因此,“作出一个道德判断就是说,如果另一个人处于相同的境遇,就必须对他的状况作出相同的判断。”[10]相反,“如果我们承认各种描述特征是相同的境遇,但又对它们作出不同的道德判断,那么我们就会自相矛盾。”[11]

   黑尔借鉴康德普遍立法法构思的可普遍化法并未显得更加高明。

   首先,就算“只要为价值词设立标准就能使它具有描述性”的观点是对的,也还有问题,就是这个标准又该怎么设立?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显然,如果人们设立的标准不一,价值词也就不可能具有一致的描述性。可黑尔并未就此给我们提供任何答案。

其次,可以说“应当的”就是“好的”,但不能说“好的”就是“应当的”。因为对许多事务的处理或选择,都不是只存在一种“好的”选项,而往往是多种,由于我们对该事务在一个时段只能实施一种“好的”选项而不可能同时实施所有“好的”选项,因而只有其中“最好的”那个选项,才能称得上是我们此时“应当的”做法。譬如一个火车站的设计招标会引来很多“好的”方案,但它们不可能被同时采纳,只有那个“最好的”方案才是应当被采纳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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