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蛋蛋怎么赚钱快现实点的_王华伟:我国网络犯罪立法的体系性评价与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 次 更新时间:2019-12-01 18:05:02

进入专题: 网络犯罪     立法特征     立法结构     罪名体系     体系反思  

王华伟  

   摘  要:我国《刑法》中的网络犯罪罪名体系经历了不断拓展的三个发展阶段,体现出了回应性扩张、预防性前置、概括开放性的特点。pc蛋蛋怎么赚钱快现实点的虽然我国网络犯罪立法积极回应实践难题,整体上契合网络刑事治理的发展,但是仍存在诸多值得反思之处。网络犯罪体现出复杂而多元的法益属性,兼具公共性、秩序性与个体性的多重特征,将其置于《刑法》第6章第1节之下并不恰当。现有网络犯罪罪名体系存在刑法保护范围不周延、罪名之间相互交叉重合的现象。pc蛋蛋怎么赚钱快现实点的近年来的网络犯罪立法并没有对明确性原则给予充分重视,引发了正当性危机和司法适用争议。pc蛋蛋怎么赚钱快现实点的面对上述问题,在法教义学的努力之外,应当从宏观层面重构网络犯罪罪名篇章结构、严密刑事保护法网,在微观层面理顺罪名关系、细化罪状表述。

   关键词:网络犯罪  立法特征  立法结构  罪名体系  体系反思

  

   近年来,我国的刑事立法进入了活性化发展的阶段,新罪不断设立,犯罪门槛逐渐降低,这引起了学界的激烈争论。而在这波犯罪化浪潮中,网络犯罪无疑是立法的“宠儿”。面对我国网络犯罪不断扩张、翻新、升级的局面,不应仅仅满足于对立法正当性的宏观探讨,而需系统梳理我国网络犯罪法律体系的发展历史,总结其特征与趋势,在此基础上深入而具体地评估目前我国网络犯罪立法的体系、结构,分析其内部逻辑与细节,为网络刑事治理寻找立法论上的指导。

  

   一、我国网络犯罪立法的历史嬗变

  

   (一)1997年《刑法》:奠定罪名基础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了保护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我国1997年《刑法》首次规定了第285条“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第286条“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前者对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访问权限进行了保护,后者则规定了三种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包括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以及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此外,1997年《刑法》还增加了第287条利用计算机实施的有关犯罪。按照这一概括性的注意规定,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上述两个具体罪名和概括性条款,构成了我国网络犯罪的罪名基础,被学者称为“两点一面”的罪名体系。pc蛋蛋怎么赚钱快现实点的在这个阶段,互联网尚未普及,网络犯罪尚属新生事物,因此立法条文也相对简单,此类犯罪的核心载体与媒介仍是计算机,因此在理论与实务中更常使用“计算机犯罪”这一概念。

   (二)《刑法修正案(七)》:拓宽保护范围

   进入新千年后,我国的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互联网普及率迅速提升,网络安全问题也逐渐严重。例如,据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统计,2007年我国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中约有91.47%被植入病毒、木马程序,被植入三种以上病毒、木马程序的占53.64%。然而,当时“两点一面”的罪名体系显然难以应对这种不断恶化的局面。pc蛋蛋怎么赚钱快现实点的一方面,《刑法》第285条所设定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范围过于狭窄,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没有被纳入《刑法》保护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后窃取数据和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案件急速增加,而这类行为也无法为原有《刑法》所涵盖。有鉴于此,立法者于2009年通过《刑法修正案(七)》新增了285条第2款“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将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用其技术手段,获取数据或者非法控制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纳入了犯罪圈。

   此外,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和窃取数据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有人专门制作、销售用于实施此类犯罪行为的程序和工具,大大降低了犯罪难度。因此,立法者特别地将这类技术帮助行为单独入罪,即《刑法》第285条第3款“非法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pc蛋蛋怎么赚钱快现实点的按照该款规定,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或者明知他人实施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程序、工具的行为,独立构成犯罪而不再从属于被帮助正犯的认定,这也开创了网络犯罪领域“共犯正犯化”的先河。立法机关认为,上述程序、工具的提供者常常是以层层代理的方式销售,难以查清与实际正犯的关联性,为了避免共同犯罪实体和程序认定上的困难,将程序、工具的提供者单独入罪处罚。

   至此阶段,我国的网络犯罪立法模式初步与国际接轨,几种世界范围内常见的网络犯罪类型在中国立法中都被涵盖,刑法的保护范围显著拓宽。

   (三)《刑法修正案(九)》:革新制裁思路

pc蛋蛋怎么赚钱快现实点的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我国的信息产业进一步加速增长,而且与商务交易应用的发展联系极为密切。截止2015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其中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即达到3.74亿。但是,与之伴随的是网络犯罪的链条化与产业化发展,犯罪整体规模之大、参与人员数量之多前所未有。中央政法委时任书记孟建柱曾指出,近年来暴力犯罪(如杀人、爆炸、抢劫等)数量持续下降,但是传统的违法犯罪向网上蔓延,网络犯罪已占犯罪总数近三分之一,已经成为第一大犯罪类型。在这样的背景下,立法者回应实践需求,采取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刑事制裁思路。

   首先,立法者直接确立了以往作为间接责任主体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在网络空间中,网络服务提供者既提供着不可或缺的基础网络技术服务,使信息互联成为可能,也扮演着“守门人”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对信息内容发挥节点控制的功能。立法机关认为,实践中一些网络服务提供者常常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义务,甚至造成了严重的法律后果,应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在《刑法》中加以确认,因此设立了《刑法》第286条之一“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根据该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造成违法信息大量传播、用户信息泄露、刑事案件证据灭失等后果之一的,构成犯罪。

   其次,立法者采取了网络犯罪预备行为实行化的策略。由于网络犯罪出现链条化、产业化发展的特征,仅仅在犯罪产业链下游进行打击难以回应实践需要,因此一种前置处罚、实现早期干预、“打早打小”的预防刑法思想进入人们视野。立法机关认为,实践中网络犯罪在证据提取、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遇到了诸多难题,互联网犯罪的跨地域性、灵活性、分散性使得很难对所有犯罪参与人一一查证,因此增设了《刑法》第287条之一“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为实施犯罪设立网站、发布信息等行为作出专门规定。该条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的;或者发布有关制作或者销售毒品、枪支、淫秽物品等违禁物品、管制物品或者其他违法犯罪信息的;或者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的,构成本罪。

   最后,立法者在网络犯罪领域进一步引入了统括性的“共犯正犯化”思路。在纵深发展的网络空间中,共犯参与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客观方面,由于网络技术性因素的影响,正犯与共犯对犯罪目标实现的重要性逐渐发生翻转,在很多情况下,共犯(尤其是帮助犯)发挥着比正犯更加重要的实际作用。而且,由于网络犯罪产业化分工的影响,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的客观联系越发松散。在主观方面,由于上述原因参与人之间的犯罪意思联络也越来越难以认定。因此,司法实践中网络共同犯罪的定罪处罚越来越困难。鉴于这种状况,立法者引入了比《刑法》第285条第3款更为概括性的“共犯正犯化”立法,将为他人信息网络犯罪提供帮助且情节严重的行为整体性入罪,即《刑法》第287条之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按照该条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

   此外,《刑法修正案(九)》还增加了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单位犯罪。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十余年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颁布了一系列刑事司法解释,为网络犯罪(尤其是传统罪名所涉及的网络犯罪,如网络赌博、网络诽谤、网络传播淫秽物品等)的定罪处罚提供了具体化的准则,如2010年两高、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10年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11年两高《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而且,两高近年来陆续发布了一系列网络犯罪指导性案例,虽然这些案例没有被直接适用的法律效力,但是实际上仍然为网络犯罪的认定提供了指导性的规则。

  

   二、我国网络犯罪立法的趋势特征

  

   通过梳理上述网络犯罪的立法变迁,可总结出我国网络犯罪立法的如下趋势特征:

   (一)回应性的罪名扩张

   纵观我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的三个阶段,充分回应网络犯罪逐步恶化的现实、不断扩张网络犯罪罪名体系是基本的特征之一。早在1997年《刑法》修正时,公安部就在立法建议中列举了8种网络犯罪罪名,但是最终只有其中两种被采纳。立法者采取这种保守的立场值得肯定,因为彼时中国的网络社会刚刚发端,互联网普及率极低。据统计,截止1997年10月,我国上网计算机总数才29.9万台,上网用户数62万,WWW站点数也只有1500个左右。然而,在此之后的20余年,中国的互联网“跑步前进”,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互联网普及率急剧提升,网络犯罪的数量和类型也迅速膨胀。在此背景下,立法者不仅拓宽了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保护范围,将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外的一般计算机信息系统也纳入进来;而且还设立了对信息数据的刑法保护机制,将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和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也予以犯罪化。此外,面对争议较大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和平台刑事责任问题,立法者也做出了积极主动的回应,明确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入刑。在传统社会及其刑事犯罪迅速网络化、信息化的基本背景下,新型刑事法律风险凸显,原有刑事立法框架难以承受其重,因此回应性的罪名扩张符合实践需要,值得充分肯定。

   (二)预防性的处罚前置

由于网络犯罪开始以链条化、产业化的方式发展,为了更有效地应对这一局面,克服网络犯罪在定罪处罚中所面临的困难,立法者采取了预防性的处罚前置思路。一方面,为了落实对网络犯罪实施“打早打小”的治理策略,从网络犯罪链条上游进行早期遏制,立法者引入了“预备行为实行化”的策略,这直接地体现在《刑法》第287条之一“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另一方面,着眼于网络共同犯罪中的诸多实践性难题,近年来的立法旗帜鲜明地采纳了“共犯正犯化”的思路。在《刑法修正案(七)》中,立法者仅是通过《刑法》第285条第3款将特定犯罪(即《刑法》第285条第1款和第2款)的特定技术帮助行为(即提供程序、工具)予以正犯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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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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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杂志 2019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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